马王堆墓主人的死亡原因
长沙市东郊五里碑附近有一处土丘，相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此处有两座面积相当、顶部呈圆状的土冢，传说是长沙王刘发安葬母亲唐氏（生母）和程氏二姬之处，故称“双女冢”。 20世纪70年代初，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时期，离马王堆不远的一家部队医院选择了地势高的两座土冢开挖防空洞。医务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冒出一股凉气，有人用水灌孔，结果灌入的水竟被反溅出来。于是，各种不同版本的猜疑评说在当地传开了。面对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部队医院将此情况报告了湖南省博物馆，由此拉开了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帷幕。 揭开墓葬的神秘面纱 考古研究人员做了大量、复杂的前期准备工作。1972年初，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湖南哪绝李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开始了东边土冢的挖掘，挖开封土露出斜坡墓道和四级台阶的长方形墓穴，通过进一步深挖时发现一层白膏泥，取出白膏泥后，又发掘出了大量的木炭，清除木炭便见泛黄的竹席，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掀开深埋于地下的26张竹席，一座巨大的椁室就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整个椁室由厚重的松木板料构筑而成，长6.73米、宽4.9米、高2.8米，四块隔板以“井”字形把椁室分为四个部分，内外绘制着吉祥图案，以朱漆为内黑漆为外辅之，居中为殓尸的内棺。以两道质地精良的帛束缠盖棺，如此精美的锦绣饰品在以往墓穴发掘中也属罕见。考古人员开棺后惊奇地发现，虽历经2000多年，然而棺内这具女尸保存完好。考古专家把这座墓穴定为1号墓。 马王堆汉墓的墓葬形制与棺椁结构，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原来马王堆地势较高，造墓时先在山丘上挖出墓坑的下半部，墓底长7.6米、宽6.7米，下置垫木与两层底板；在庞大的椁室和四层套棺（第四层为直接殓尸的内棺）上部覆盖顶板和两层盖板，采取扣接、套榫和栓钉接合等工艺方法制成，约用木料达52立方米；再用版筑法夯筑出墓坑的上半部和墓道，墓底和椁室周围塞满厚达0.4~0.5米、总重量约5000公斤的木炭，木炭具吸水、防潮以保持墓穴李迟内干燥的功效；在木炭外围堆积了厚达1.3米左右的白膏泥，白膏泥粘性强，渗透性低，对墓穴密封宏耐起了决定性作用；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密固，堆积成高约16米的土冢，使深埋地下的椁室形成恒温、恒湿、缺氧、无菌环境，将棺椁、墓主尸体及随葬物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1973年底，考古人员对西冢进行发掘，于1974年初完成，然而墓穴内白膏泥堆积较薄，且分布不匀，密封程度较差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考古人员将此墓编为2号墓。在发掘2号墓的同时，位于1号墓南边的3号墓也被发现了，3号墓结构与1号墓基本相似，但规模略小，保存下来许多珍贵随葬物，但在埋葬时由于白膏泥固封不严实，导致部分陪葬品腐烂。 马王堆汉墓的墓主是谁呢？从墓中随葬的印章、封泥、器皿上的铭文证实，在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侯之印”、“利苍”三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为第一代？a侯利苍。据《汉书》记载：长沙相利苍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卒。1号墓内陪葬物有一枚“妄辛追□”的名章，墓主是利苍之妻；3号墓墓主遗骸为30多岁的男子，是利苍的儿子，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已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三个墓其实是长沙丞相？a侯利苍家族墓地。 随葬物品尽显奢华 在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极为丰富，置在棺房周围的边箱中，主要是衣服、食品、药材、梳妆品与日常用品、棋类娱乐器具，供装食物与物品的竹筒、漆器和陶器类盛器及漆木器具、竹木器具与乐器、兵器、木俑和明器（制成模型或偶像随葬的冥器），以及“遣策” 竹简。此外，在3号墓中还发现《周易》、《老子》和天文、医学、兵书、相马经等简书和帛书，共28种书籍，计12万余字，以及《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两幅彩色地图。出土文物数量之多，时代特色之鲜明，特别是保存基本完好、制作精美的丝织品、光彩夺目的漆木器、具学术价值的帛书和帛画，令考古专家惊叹不已。 “遣策”竹简详细记载了随葬物品的情况，1号墓出土312枚、3号墓出土410枚，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遣策”竹简所列器物清单表明，后人将亡者生前食物和生活用品搬进了墓穴。如1号墓内有装在麻布袋里的稻谷、麦、黍、豆等农作物；漆器具内盛满着烹调成熟的畜禽类菜肴，漆鼎中盛放了各种羹，陶皿内分别装着酒类及酱等各种调味品，还有不少应时瓜果。出土时稻谷呈金黄色，颗粒饱满，久存后脱水逐渐干瘪，藕、桃等水果出土时仍新鲜如初，但不久便腐烂化成了一滩水。 西汉初期，漆器是时髦且贵重的器物，由于制作工艺繁杂，因此价格远在铜器之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计500余件（1号墓有184件、3号墓为316件），这是全国各地发现的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这批光亮如新的漆器主要有鼎、盒、壶、耳环、钫厄、盘、？F、奁、案、屏风等，多为漆绘黑、红、灰、绿等颜色的装饰花纹，一般以黑色作底，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图案精巧且纤丽。一些漆器书有“？侯家”、“君幸酒”、“君幸食”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漆器(如“九升”等)；不少漆器有“成市口”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 在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绢、纱、绮、罗、锦等丝织物和绣品，既有衣、帽，也有各式衣物面料及少量麻布。1号墓出土的两件如蝉翼的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两袖伸直长为190厘米，然而重量却轻得出奇，禅衣分别为48克和49克。在各种丝织物品中，考古专家首次发现衣服边缘装饰的绒圈锦，绒圈锦纹样突出于锦面，产生非常丰满华丽的立体感效果。人们以前一直认为绒圈锦织物是从唐代以后才出现的，也有人认为这种纺织技术是从国外传入的，此次考古发现，证明我们的祖先在西汉初年已发明了绒线圈锦织造技术，中国人是绒类织物的创始者。1号墓中出土的泥金银印花纱和印花敷彩纱也都是第一次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精湛的技术水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印染技术史料。 汉代帛画作品颇多，但大多失传，马王堆汉墓出土彩绘帛画共有10余幅，占全国帛画出土量的近一半。帛画所描绘的腾龙、仙鸟、怪兽、双蛇、巨鱼、神龟等图案栩栩如生，充满了神话色彩；人物、禽兽、云彩、器物左右对称，线条流畅，展示了西汉绘画的卓越水平。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号墓和3号墓内覆盖在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两幅帛画构图基本相仿，画面呈“T”字形，全长2米左右，下垂的四角有飘穗，顶端系有丝带以供悬挂，是亡者出殡时引导随葬队伍行进张举的旌幡。出土的帛画色彩鲜艳，庄重典雅，旌幡画面上段绘有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天上境界；下段绘有蛟龙穿壁以及墓主出行、司阍迎候、宴飨等场面，反映了“引魂升天”的主题内容，是极为稀罕的艺术珍品。 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为研究汉初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千年女尸的科学诠释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出土是20世纪我国重大的考古发现，尤其是1号墓内的千年女尸更受到国内外科技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创造了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的奇迹”。 这具女尸年约50岁，身高1.54米，体重34.3公斤，开棺后发现女尸被浸泡在棺内约20厘米深的无色液体中(出土后不久渐变成棕黄色)。尸体保护如此新鲜与完整，难道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化学防腐药水？经科学分析，棺内的水是通过土壤、白膏泥和木炭层而渗入墓室，经长期聚集而成的，其中虽带有少量的硫化汞的防腐物质，具有微弱的抑菌作用，但此绝非是保全尸体的根本原因。古尸被完好地保存乃是厚实的棺椁被严密封固，深埋地下的结果。 1号墓女尸经医学家临床检验：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微结构保存完好，全身有柔软的弹性，皮肤细密而滑腻，部分关节可以转动，甚至手足上的纹路也清晰可见。但病理解剖检查却发现，死者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症，右上肺有结核病灶，右前臂曾经骨折，在直肠和肝脏内有鞭虫卵、蛲虫卵和血吸虫卵，一只胆囊先天畸形。女尸的多种病变为研究古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中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 经医学鉴定，死者血型为A型，生前曾生育过，由此印证史书中记载的她有两个儿子的事实。那么她是怎样亡故的呢？经分析，该女尸皮下脂肪丰满，皮肤没有褥疮，无高度衰老迹象，故应为突发急病而死。从病症推断与解剖发现，其食道、胃及肠内有甜瓜子130多粒，死亡时间应在暑天，可能是吃了生冷甜瓜后引发胆绞痛，由此诱发冠状动脉痉挛，导致严重心律紊乱而猝然死亡。 1号墓主辛追，先是亡了权威显赫的丈夫利苍，后又死了带兵守戍任将军的儿子，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妇道人家亡故后为何获得如此殊荣的隆重厚葬？据史记载：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其疆域辽阔，为稳固天下分封了七个异姓王。后来这些诸侯随着势力的发展而固隅一方，严重危及了中央集权统治，于是刘邦以种种借口除掉了这些异姓王，以自己的亲戚代之。然而，对长沙国的异姓王吴芮却迟迟未下手，原因是长沙国南边有一个军事实力较强的南越国（今广州）。为保住这个战略要地，刘邦既要笼络长沙国，又要防止长沙国叛乱，便施谋略派利苍到长沙国监督吴芮，利苍被封相且封侯，因利苍的封地在？县（今河南信阳地区），故称？侯。利苍死后他的儿子利？丹封继任爵位（3号墓墓主即利？的兄弟），据此推断，辛追之墓应是孝子利扶所修。史载：最后一代？侯名为利扶，因其触犯汉朝法律，被剥夺了世袭的爵位，？侯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
殷商筮数
青墩麋鹿角刻纹折射青墩古人的智慧之光
王其银
青墩麋鹿角刻纹是青墩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吸引考古学家探索，而又最集中折射青墩古人智慧之光的重要文物。很遗憾，由于遗址发现和发掘之初人们未能及时发现刻纹进而仔细辨读，以致许多刻纹麋鹿骨角散佚。然而，即便依据零星收集辨认出的部分麋鹿骨角刻纹，也足以让考古学家、古文字学者和易学家们兴奋不已，他们为之倾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进而取得了璀璨的研究成果……
比殷墟卜骨早2000多年的筮占文字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的甲骨文，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
殷墟甲骨文是商周时代古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也叫“契文”、“卜辞”、“龟甲文字”。
甲骨本是一味中药。年代久远的甲骨常被人们用作药引。但1899年一位药商在辨识龟甲成色时却在上面发现了刻划符号，于是探寻龟甲的来源，获知甲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并最终经专家学者考辩确认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进行考释；1928年后考古部门又对殷墟进行再发掘，先后出土10多万片甲骨，经专家辨读后识得1700多字（总数4500余字），并确认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其刻写时代为盘庚迁殷到纣亡273年间的遗物，是研究商周社会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有学者称，甲骨文的文字结构不仅已经由独体趋向合体，而且有了大批的形声字，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但甲骨文多数字的笔划和部位还没有定型。当时许多学者认为，在可识的汉字中，甲骨文是中国最古的文字体系。
然而，青墩遗址的发掘消者，特别是1983年《考古学报》发表南京博物院撰写的《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后，这种认识被打破了。人们发现，中国还有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文字，而且一早就早了2000多年！
首先确认青墩麋鹿角刻纹为数字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中国易学研究专家张政?R先生。他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中注释了青墩出土的麋鹿角上的刻纹，认为“青墩出土物上的符号是数字”。紧接着，海南大学理工学院的耿济教授和易学研究专家孙振声等，也都同样认定这些“奇字中的数字都是筮数”，为“原始筮占的数字记录”，“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与前3500年之间，就其使用的筮数来看，在筮占发展史上可能属于早期形态”。另有郑万耕、尉迟台平、罗建中、楼宇烈、曹云起等先生，也都认同这类刻纹是数字。既然是数字，那么就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了。
南通大学钱健教授在其《青墩鹿角刻纹的文字确认及遗址地位的探索举备》一文中，对青墩遗址出土的近20种80多个刻纹进行认真研究后指出：“尽管青墩（鹿角）刻纹的笔划平直，没有弧线，没有后世甲骨文的复杂象形，但两者是属同一个体系的。只不过青墩刻纹比甲骨文更原始罢了。”并认为，“许多青墩刻纹都可在甲骨文中找到相同的字型①”。与此同时，钱教授还在该文中举例指出，“青墩文字很可能不只是数性文字，还当有其他的含义”。在列举河南二里头出土陶器刻纹、高邮龙虬庄陶器刻纹、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纹，以及河南舞阳遗址和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龟甲、陶器刻纹进行比较分析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已知的在青墩刻字之前出世的符号一般都是孤立地刻画在陶器或其它物体上的，并未联缀成文。惟独在甲骨文出现以前2000年就已问世的且联缀成行的青墩文字不仅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真正的文字，而且能被部分释读。”
很显然，在钱教授看来，“青墩鹿角刻纹的筮占文字早于目前已知的任何中华文字”。这一分析和判断，无疑把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刻纹的文字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结合仓颉造字的传说（仓颉墓在扬州西仓颉山），人们似乎可以据此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地点问题②。
引发易封初始符号猜想的神秘刻纹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本书比《周易》更能表述宇宙万物运动、变化规律乃至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书籍了。
《周易》是我国3000多年前的一部古典哲学实用著作，集中代表了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我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最早根源。《周易》最显著的特点是实用，对天地宇宙、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哲学的高度做了阐述，指明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充满朴素正桥毁的唯物辩证法。因而在数千年的封建时代，就被推崇备至，奉为千古不易的经典著作，列为五经之首。而许多激励人奋发努力、充满哲理的警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等等，说得何等简洁智慧。
至于《周易》中的算卦，是古人阐述事物一般规律指导实际生活的一种方式。卦灵不灵，不是算卦的目的，只是让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对卦辞、爻辞的研读），去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解决办事的指导思想，从正反两个方面，提醒人们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算卦是我国古人创造的结合具体事物分析判断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形式，而不能当成神的谶语，用各种事物现象去附会它，受它的左右，那就成了迷信……
需要说明的是，文王演《周易》是建立在伏羲创八卦的基础之上的。伏羲创八卦又是在远古时代借鉴各部落联盟的筮数占卜方式而形成的。伏羲作八卦以一长横“—”代表阳，以两短横横排“——”代表阴，然后交替变化就得到：一乾 ，二兑 ，三离 ，四震 ，五巽 ，六坎 ，七艮 ，八坤 。奇妙的是，伏羲作八卦的这些符号居然在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刻纹中以最原始的形式出现了，这就使人感到万分的惊讶，古书记载的伏羲作八卦、伏羲在东方一一得到印证。当然，易卦刻纹的符号有的在《周易》和周初青铜器铭文中曾被郭沫若、唐兰等考古学家和一些易学专家考识过，比如《周易》筮法中取6、8、9、7四个数决定阴阳爻，青铜器铭文中有1、5、6、7、8。但青墩麋鹿角刻纹中出现的8个易卦刻纹（文），就时间而言要比《周易》和周初青铜器上的刻文早2000多年，而刻纹（文）使用的数目字又多出二、三、四3个数，这就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政?R先生非常惊奇了，他很快在此前已经发表的《试释周初青铜铭文中的易卦》一文中补记：“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木四和麋鹿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成，可以据此探讨易卦起源地点问题。”
张政?R先生在这段论述中明确肯定青墩麋鹿骨、角上的刻纹是易卦刻文，且指出二、三、四3个数目字具有“原始性”，进而认为这些易卦刻文“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成，可以据此探讨易卦起源地点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张教授的考证在中国易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很快得到众多易学家的认同。于是易卦的初始符号最早见于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刻纹在中国易学界形成共识。这是中国易学研究近几十年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昭示江淮东部地区古人大规模生产活动的刻纹印记
青墩麋鹿角刻纹的考证，吸引了众多考古专家、易学家、古文字学家的眼光。他们在对已发现的80多个刻纹（仍有为数不少刻纹散佚）进行不同程度的考证研究后，确认了易卦的初始符号，同时确认不少刻纹是中华最古老的文字──数目字。透过这些易卦刻纹和数目字，以及青墩遗址的其他出土文物，人们有理由相信，远古江淮东部地区存在古人类的大规模的生产生活活动。
首先，刻纹是古人记事、记忆的产物。古人在生产生活活动中，会碰到大量的需要记忆的事情。比如渔猎、采集、制作陶器等。一开始，他们也许会“结绳记事”，但绳结单调，寓意有限，不便于检读。而且江淮东部地区气候潮湿，时间长了绳子会腐烂。于是他们从吃剩的兽骨兽角上找到刻划的办法，并在刻划的过程中发明共通的符号，刻划记事，进而阅读、记忆。这种方式便于收藏，便于传阅。但这些初始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是大部落活动且人口众多已存在初步的人类生产生活分工才可以做到的。
其次，刻纹是古人计数、分配的产物。大量的生产生活活动,特别是统计分配部落成员的劳动成果，以及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易活动（有人研究青墩古人已使用猪獠牙作为货币③），都必须进行数的运算，而要进行数的运算，就必须有筹码。古人从扳指头计数运算到刻纹计数运算，是一大进步。青墩古人遗留在麋鹿骨角和骨簪上的众多刻纹，都折射着这种智慧。有学者在研究分析青墩麋鹿骨角上出现的锥点纹时曾明确指出：“为了记录猎射成果，打一只锥一个点纹，然后再进行统计分配是最好的办法。因当时古人计数能力所限，用锥点多少来表示猎物的多少比较明白，进而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④”
再则，刻纹是古人占卜祭祀的产物。面对大自然的万千变化，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面对生老病死的人生际遇，古人有许多无法理解明白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占卜祭祀，借以预测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一开始，他们攀折草木棍计数占卜，名曰“草筮”，再发展到在兽骨、龟甲上钻孔烧烤占卜，然后再刻划数纹并形成一定的卦画占卜。徐冬昌先生就认为南通博物苑珍藏的两枚刻纹麋鹿角上的刻纹是青墩古人“数卜法”的卦画。且认为这种“数卜法”与四川凉山彝族人至今仍在占卜的“雷夫孜”占卜法相似。但他认为“‘雷夫孜’占卜法只有奇偶数的概念，似尚未形成卦画，而青墩出土的刻纹鹿角，则已形成了卦画”。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早在五六千年前的青墩古人，就通过刻纹计数形式形成了占卜祭祀预测未来、预测吉凶的卦画，这是很了不起的。
可以肯定，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只有存在古人类的大规模的生产生活活动，并且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形成这种高智慧的产物。
辉映东夷人原始美学水平的生动符号
青墩遗址出土的T15：41号刻纹麋鹿角（见图）上的刻纹，被许多易学家、考古学家确认为卦画。这卦画系用锋利的东西在坚硬的麋鹿角上刻就。众所周知，在五六千年前，古人还没有冶铸的铜铁类刀具，因此这精美的卦画到底用什么东西刻划而成一直是个谜。
撇开刻划工具不说，那纤细、规整、极富美学欣赏价值的复道人字为何排列得如此整齐？坦白说，笔者曾多次用直尺在白纸上试图描摹这枚麋鹿角枝上的刻纹图案，可怎么细心，画出的卦画都没有麋鹿角枝上的图案匀称、精美。有人或许会说你这人手拙，照着画也画不好。可我得告诉你，本人多少有点美术功底，白描、速写、素描都画过，且出过作品，并非手拙。而是该卦画刻纹细密，既平行，又要错开，还要两两斜位对称，稍有偏移，就不好看。因此笔者有理由惊叹青墩古人在麋鹿角枝上刻划出带有斜度而又互相对称的卦画很不容易──须知那是开创性的，不是照着样子画，而是刻……
国家文物总局原副局长、国务院专家组成员黄景略先生在“江海文明起源──青墩遗址”论坛上曾说过这样的话：“东夷人聪明，英勇顽强，会打仗。古书上记载的黄帝战蚩尤，打了多少回啊，就是打不赢……”
一个聪明、英勇顽强的部落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让我们再看看同为东夷人留下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见图 ）。专家、学者们鉴定，这是5000多年前东夷部落的古人在岩石上刻写的带有远古农业文明色彩的岩画。其深刻的涵义与青墩遗址的卦画一样至今无人能够完全破译，于是被人们称为“天书”（连云港市政府曾悬赏百万元邀专家学者破译该“天书”）。这两份“天书”都是用“画”的形式刻写了远古东夷人的审美观念，其构思的奇特，刻写笔划的考究，图案的古朴精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有学者指出，连云港与江淮东部地区毗邻，且有绵长的海岸线相连，同样面对大海的诱惑，同样每天迎接初升的太阳，而两地南北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在远古时代，古人追逐猎物或迁徙只有几天的行程，这两份“天书”会不会是同一个部落所为？不管是不是同一个部落，伏羲在东方，少昊在东方，远古东夷人的迁徙生活有分有合，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东夷部落在与黄帝争战时就是一个“整体”，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与中原部落联盟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墩卦画与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或许就是一个大部落──蚩尤部落联盟所为，那么卦画、岩画，就是南北相互辉映的远古东夷人聪明才智的象征……
注：① 参见《青墩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143页。
④ 参见《青墩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134-135页。